糖，香料，麦哲伦，VOC

月底分享阅读收获，这个月分享的两本书，虽然出自两位不同国度的作者之手，但有极高的相似度 - 不论是从题目，题材，视角以及涉及的社会领域皆是如此。不卖关子，这两本书分别是：

World of Sugar - 糖的世界

Spice - 香料编年史

有限的篇幅当中无法将两本书的内容摊开详述，仅仅就这两本书的相似的视角以及他们背后的社会学意义简单说明一下 - 重要的是，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两本书值得一读。

《The World of Sugar》是荷兰历史学者乌尔布·博斯马（Ulbe Bosma）于 2023 年出版的跨学科研究著作，通过 2500 年的历史视角，揭示糖如何从奢侈品演变为全球化商品，并深刻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健康与环境格局。

《香料：16 世纪海上争霸与现代世界塑造》（Spice: The 16th-Century Contest that Shaped the Modern World）是英国海事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的代表作之一，以 16 世纪欧洲列强对东南亚香料群岛的争夺为核心，揭示了这段历史如何深刻影响全球贸易、殖民扩张与现代国际秩序的诞生。

塑造近代世界的原罪

从众多书籍中选择这两本，最初源于两个误解：一是因为它们围绕两种作物展开，让人误以为是农业主题；二是那些手绘封面的古朴质感，不仅提升了颜值和文化品位，还让人产生一种能穿越千年、纵览东西方历史的错觉。

实际上，这两本书所聚焦的历史都不足千年。这是第一个冷知识：提炼糖的工艺虽然最初在中国和印度同时出现，但直到约六百年前才开始广泛传播。至于香料——这里特指丁香（Clove）和肉豆蔻（Megnut）——同样是在大约六百年前，随着葡萄牙人首次登陆马六甲才为欧洲所知，并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家竞相探索的目标。

这两种作物（更准确地说，两种可贸易商品）被欧洲人发现并成为逐利对象后的故事，正是这两本书的核心。简而言之，这些著作讲述了欧洲人如何在发现东方的糖和香料后，建立起东西方贸易路线，进而控制和垄断这些资源，从而积累巨额财富。

当然，糖和香料推动欧洲殖民浪潮的方式各不相同。糖从奢侈品转变为大宗商品的过程，就是殖民者将其引入新大陆并开展大规模种植的历程。从巴巴多斯到古巴，从爪哇到路易斯安那，从夏威夷到苏里南——甘蔗种植园的足迹，正是殖民者和糖业帝国扩张的版图。15世纪后，欧洲殖民者通过奴隶制和强制劳动，在加勒比海和美洲建立甘蔗种植园，使糖成为全球贸易的核心商品之一。这一进程与资本主义兴起和奴隶制扩张紧密相连，约1250万非洲奴隶中有三分之二被迫在糖料种植园劳作。

糖的种植和提炼伴随着殖民地的持续征服，依赖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和农奴制度。而对香料产地的探索则催生了另一段历史：著名的大航海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这里的香料原产地，就是亚洲人非常熟悉的马六甲群岛。我们所知的环球航行先驱——不论是达伽马、麦哲伦、乌尔达内塔或后来的英国航海家，他们所发起的航海，本质上只是探索前往马六甲香料产地并试图将当地产品运回欧洲的成功（或失败）尝试。换句话说，在大航海时代探索先锋光环之下的众生，眼中未必有星辰大海，更接近于舍命逐利。

农奴制度和工业的结合

随着糖业在殖民时期向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拓展，糖业成为农奴制与工业化结合的典型缩影。虽然农奴制以强迫劳动和低效生产为特征，但殖民地通过引入工业化技术、资本和政策干预，试图在传统种植园体系上实现现代化。然而，新旧机制始终处于部分融合、部分互斥的状态。

19世纪中，埃及是殖民地中唯一成功实施大规模国家主导糖业现代化的地区。政府通过重建历史悠久的制糖设施（如亚历山大港的糖厂），吸引欧洲资本并推动技术升级。这一项目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国家工业化试验，还整合了传统农奴制劳动力与集中化生产模式。政府直接控制生产链，通过税收和强制征用劳动力（如要求农民为糖厂提供甘蔗），同时引入蒸汽机和真空锅技术。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模式虽未完全摆脱农奴制，却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

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建立了首个大规模使用真空锅的制糖中心。当地企业家（多为混血欧亚裔或与爪哇王室合作者）从传统种植园租用土地和奴隶劳动力，同时投资昂贵设备。这形成了原始制度和先进技术的矛盾结合体：农奴制残留——25%的蔗糖仍来自强制种植区（如中爪哇公国），奴隶需在碾磨季进行高强度劳作，饮食仅以木薯和糖蜜为主。工业化突破方面，真空锅技术使爪哇糖品质接近欧洲标准，出口量迅速增长，甚至超过古巴和毛里求斯。

加勒比海与法属安的列斯的"饥饿月"（17-18世纪）：在法属安的列斯和英属加勒比，甘蔗种植园采用单一作物制。奴隶被迫在碾磨季昼夜工作，仅以玉米和糖蜜为食。虽然殖民政府通过《黑人法典》等法规要求种植园主提供基本食物，但执行不力。

奴隶营养不良导致疾病（如脚气病）和死亡率激增，每年8月因储备粮耗尽而被称为"饥饿月"。这种工业化榨取与农奴制剥削的结合，最终削弱了种植园的经济可持续性。

殖民地通过真空锅、集中化糖厂等技术提升效率，但劳动力仍依赖奴隶制，形成了"先进机器+落后制度"的畸形组合。埃及等国通过强权推动工业化，而巴西等地的松散政策导致技术无法落地。殖民地成为欧洲工业化的原料供应地（如印度1/3的糖出口英国），但利润流向殖民资本而非本土发展。

两牙之间的分界线

以我们平常所知，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们在发现全世界，征服星辰大海的理想化感召之下发起了环绕全球的航行。我们所知的这些背景，当然是表面和片面的，不出所料。

更有趣的是，葡萄牙的舰队总是从地中海出，走印度洋前往东方；而后来的西班牙舰队（但却是葡萄牙人麦哲伦带队）却缺心眼似的坚持往西，坚持要越过大西洋，到南美洲，然后再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当然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太平洋的存在），最后还要穿越无边的太平洋才能到达印尼。

西班牙舰队舍近求远，实际源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划分海上势力范围的一项协约。葡萄牙先是通过迪亚士绕过好望角（1488年），后又由达伽马抵达印度（1498年）。与此同时，西班牙因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年）而迫切需要划定势力范围。这便促成了首个将全球划分为两国殖民领域的条约。《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于1494年确立了分界线位置：以佛得角群岛以西2200海里的"教皇子午线"为界，线东归葡萄牙，线西归西班牙。

这条分界线一划定，西班牙舰队要前往东方就只能选择向西绕行，而且必须寻找一条穿过南美洲大陆通往太平洋的航道。麦哲伦确实找到了这条航道，但它位于大陆最南端。在穿越过程中，舰队损失惨重：大部分船只损毁，过半船员丧生。当残存的舰队历经太平洋，终于抵达马六甲时，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当地的葡萄牙人抗衡。当然，麦哲伦也没有回去，由于插足当地部族冲突，他直接葬身于此。

这条分界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葡萄牙通过控制非洲西海岸、印度洋航线和马六甲，成功垄断了欧亚间的香料贸易。西班牙虽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并试图通过麦哲伦航线和菲律宾打入亚洲市场，却始终无法撼动葡萄牙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份条约开创了列强通过地理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为此后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竞争奠定了规则基础。

亚洲第一映像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欧洲中心论的框架，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势力的角逐，与亚洲本土王国（如马六甲苏丹国）、穆斯林商人网络、中国明朝的朝贡体系以及日本倭寇等多方势力交织呈现。书中探讨了香料贸易以及商业制糖如何成为全球化进程的起点，并揭示了欧洲霸权崛起与亚洲传统秩序瓦解的双重逻辑。

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东方各国及其文化都是"被发现"的。虽然马可波罗等早期探险家已将泱泱天朝的富庶繁荣写成书籍并在欧洲广泛流传，但中央帝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对欧洲人而言仍是一个谜团。直到这些国家（其中许多实际上只是零散部落）的海岸线出现在他们舰队视野中时，他们才逐渐理解这片区域。更有趣的是，十六世纪的亚洲各国发展程度差异巨大，最初带着征服新世界理念而来的葡萄牙人和后来的西班牙人，在不同地区遭遇的待遇可谓千差万别。

这个阶段欧洲人和亚洲原住民之间的互动（不论是香料还是糖业），也都为当地文化和人民留下了浓重的印记，直接决定了后来几百年当中亚洲在近代化和现代化当中的路线。形成极大反差的三个国家 - 天朝，彩虹国，菲律宾。

天朝

葡萄牙人第一次与中国接触堪称灾难。当时正值明朝禁海时期，在福建登陆的葡萄牙人既无法正当开展贸易，又无力对当地进行武力占领，只好宣称自己是代表葡萄牙皇室与中国接触、开拓贸易。结果被当地官员一路送至南京，又转往北京，欲觐见天子。几个月后不仅未能见到天子，葡萄牙人还因在港口惹事生非酿成人命，最终被驱逐出境。此后，到达中国的葡萄牙舰队只能借助离岛的一小片地盘与中国进行边境贸易。

这种状况直到1553年才出现转机。葡萄牙商人以"船只遇风暴需晾晒货物"为借口，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获准在当地一个半岛暂时居住并贸易。此时明朝仍保持对澳门的主权管辖，葡萄牙人仅作为"租客"存在。1573年明政府为增加税收，允许葡萄牙人以每年500两白银地租长期租居此地，并承认其贸易特权。葡萄牙人随后逐步扩建居住区，修建教堂、炮台，并通过贿赂地方官员扩大控制范围。这个半岛就是澳门。

明朝虽默许葡萄牙人存在，但通过《海道禁约》（1613年）等政策限制其活动，如禁止私建炮台、要求服从中国官吏管辖。万历年间（1573-1620年），两广总督陈瑞明确承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住权，但强调"领土主权仍属中国"。澳门在16-17世纪成为跨洋贸易中转站，连接欧洲、东南亚与中国，其繁荣依赖明朝的默许与葡萄牙的殖民扩张。直至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才通过不平等条约确立对澳门的殖民统治。

霓虹

与中国的遭遇不同，日本给葡萄牙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第一印象。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日本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军事需求。16世纪初期，葡萄牙通过在马六甲、印度等地的殖民扩张，已经掌握了包括火枪、火炮在内的先进欧洲武器技术。恰逢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特别是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1582-1598），各方势力都迫切需要提升军事实力。在当时以冷兵器为主的日本，欧式火器的引入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葡萄牙人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商机，通过双重渠道开展对日交往。一方面，他们建立了澳门至长崎的贸易航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火器；另一方面，他们在1580年代通过耶稣会的传教网络接触日本高层。葡萄牙人在长崎和京都等地进行火枪实战演示，充分展示了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这不仅是单纯的技术交流，更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政治手段，意在巩固他们在日本的贸易特权。

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战国时代后期，"铁炮队"逐渐普及，比如在1575年的长筱之战中，织田信长就已经开始运用火枪战术。这些技术积累也为后来的"兰学"研究和明治维新的军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贸易方面，丰臣秀吉对火器的兴趣促使日本进一步开放，允许葡萄牙商船直接停靠长崎。葡萄牙人由此得以扩大对日本黄金、铜、银等贵金属的贸易，并将日本纳入其全球"香料—白银—丝绸"贸易网络。

然而，葡萄牙的成功很快引来了其他欧洲势力的觊觎。特别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VOC)，迅速取代葡萄牙成为日本的主要欧洲贸易伙伴。到了1641年，随着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仅保留与荷兰的贸易往来，葡萄牙被迫退出了东亚市场。这段历史展现了技术传播的双刃剑效应：火器的引入虽然提升了日本的军事实力，但也加速了战国时代的终结，促成了德川幕府的中央集权。从更深层次来看，葡萄牙的技术输出本质上是其殖民扩张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军事威慑来控制贸易网络。

废铝彬

菲律宾作为一个具有浓重西班牙色彩的亚洲国家，是欧洲殖民时代的重要遗存。在马六甲战略地位的丧失之后，西班牙将菲律宾视为其在亚洲的核心据点。然而，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与其他殖民地有着显著的差异。

西班牙殖民菲律宾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东亚贸易航道，以获取香料、丝绸等商品，并开展与中国的黄金贸易。与资源丰富的南美洲殖民地不同，菲律宾缺乏黄金、白银等自然资源，这导致西班牙并未在此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定居。殖民者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而非西班牙本土，其人数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据统计，16世纪末菲律宾约有500万原住民，而西班牙殖民者仅有数万人，这种悬殊的人口比例直接影响了西班牙文化和语言的传播。

在语言政策方面，西班牙采取了一种务实的策略。传教士们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天主教，选择学习当地语言如他加禄语和宿务语，而不是强制推广西班牙语。1565年，菲律宾首任主教多明戈·德·拉·维拉就曾建议用当地语言编写宗教教材。虽然殖民者后来建立了以西班牙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系统，但这些学校主要面向西班牙裔混血儿和当地贵族，普通民众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教育传统。

地理位置的偏远性进一步加深了文化隔阂。菲律宾位于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边缘地带，与美洲殖民地相距遥远。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的1869年之前，往返西班牙本土与菲律宾需要数月时间，这严重影响了殖民者与宗主国的联系。此外，菲律宾原住民语言体系的强韧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语言在殖民前就已形成完整的体系，甚至在早期伊斯兰教传播时期都未被阿拉伯语所取代。与美洲的情况不同，西班牙殖民者无法通过宗教裁判所等强制手段来压制本土语言的使用。

顺便说一下，虽然香料已不再是菲律宾的主要出产，但制糖业长期以来在菲律宾占据重要地位。菲律宾传统糖业大亨（如曾文堆家族、洛佩兹家族）都是通过商业经营积累财富的资本家。而最为人所熟知的费尔南多马科斯则是典型的权力寻租者。他虽在短期内攫取了巨额利益，但长期破坏了行业生态，最终导致其政权在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中被推翻。马科斯利用总统职位直接干预糖业，排挤并侵占洛佩兹家族（Lopez family）等传统糖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他不仅监禁洛佩兹家族成员，还通过"总统特别基金"向企业索贿——1981年，糖业大亨安东尼奥·弗洛雷恩多就被迫缴纳1.2亿美元的"保护费"。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本的暴力收割，而非基于市场经营的企业扩张。